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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日寇在今天深圳惠州交界处的大亚湾登陆，随即侵入深圳地区（当时宝安县）造成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在长达数年的黑暗沦陷岁月里，日军进行军事占领与血腥屠杀。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击日军侵略的事迹，也留下了民众被欺辱的血泪。

  一九三八年10月11日（农历八月十七夜），月光皎洁，映照在大亚湾宁静的海面上。附近渔村早没有了人声喧哗，只有海浪与礁石撞击的声音，一如平常。

  然而很快，这宁静即被打破。凌晨时分，海面上突然升起一颗大型的五色照明弹，接着一颗颗小照明弹不断升空。在持续发射的烟幕弹掩护下，四万五千名侵华日军开始分三路登陆。

  日军登陆后，在大亚湾集结的45000人，分左翼、右翼和中路三路发动进攻。左翼、右翼分别在平海、霞涌和澳头登陆，中路是日寇主攻部队，主登陆地点是从澳头墟以东5公里的马涌至霞涌以西桂米涌七八公里长的沙滩上。

  11月22日，日军再次在大鹏湾登陆，随即占领罗湖、南头、龙岗，这是深圳第一次沦于日寇之手。几天之后，该股日军撤离深圳。

  1939年8月，日军再次出兵侵占深圳；两个月后，因为调兵进攻粤北，日军又一次撤出深圳。

  1940年6月，日军第18师团在赤湾登陆，当天占领南头、罗湖，深圳第三次沦陷。

  1941年12月8日，日军以深圳为基地大举进攻香港，17天之后香港沦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深圳长期处于日军铁蹄之下。

  日军占领期间，深圳地区（包括当时不属于宝安县的龙岗、坪山、坑梓）平民伤亡2.5万余人。

  南头古城也遭受大规模破坏。日军拆毁了南头古城东、南、西三座城门，城门楼残存的墙基，在城墙和城墙下构筑了2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

  日军登陆后，在广东境内的中国军队是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指挥的第62军、63军、65军和66军等部。其中在广东沿海布防的有第151师驻淡水和稔山，153师驻深圳，158师驻钟落潭，186师驻增城，独立第20旅驻正果，1个保安团驻扎平海，在广东内地还有3个师及1个独立旅等部，在珠江入海口有虎门要塞和江防司令部的舰艇部队担任防卫。

  但是驻守惠州的151师准备不足。据说日军选择在10月12日凌晨登陆，是因为10月10日“双十节”，很多军官去香港参加娱乐活动，防守松弛，淡水当天就沦陷。军队虽有抵抗，但是死伤惨重。

  很少人知道，国民政府失散的部队——中央炮兵连、一五一师九零四连和虎门卫士队等一千余人，一度退守到沙头角，统一改编成若干营，由刘儒团长任总指挥，继续抵抗，人称“沙头角孤军”。在正面抗战史上，“沙头角孤军”一度和“上海孤军”一样，成为激励人们抗战的动力。

  “沙头角孤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一直坚守阵地。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他们还曾采用游击战术，夜袭驻横岗日军。

  寡不敌众，“沙头角孤军”47名士兵负伤，900名士兵被迫退入香港新界。港英当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先后软禁在九龙马头涌难民营和亚皆老街“孤军营”，人称“香港中国孤军”，或“香港孤军”。

  这支沙头角孤军经过一段时间囚禁后，当时驻香港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海军中将陈策曾经向港英当局提出，应该武装“孤军营”的中国军人抗击日寇，但港英当局一直希望避免卷入与日本作战，故对此建议不置可否。

  1941年12月九龙沦陷，香港即将全面失陷之际，港英当局才送来左75支、手榴弹20箱，让“沙头角孤军”参加对日作战。

  走出“孤军营”的中国军人奋勇冲锋，后因英军增援部队迟迟不到，他们只得杀出一条血路，再次通过沙头角前往惠州与大部队会合，继续抗战。

  抗日烽火燃起后，惠东宝等地人民在领导下，建立了曾生为首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和王作尧为首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

  部队在人民群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于1943年12月2日，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东江纵队转战东江南北、北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成为中外共知的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东江纵队已有一万一千多名将士。

  1942年，在地下党和东江抗日游击队护卫下，800余名文化人从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安全转移到深圳并顺利回到大后方，这就是著名的“胜利大营救”的一段历史。

  东江纵队还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统战工作，先后救出英国、印度、丹麦、挪威、苏联和菲律宾103人，营救8名遇险的美国飞行员。东江纵队还用自己的情报网帮助盟军搜集到许多重要的作战情报，得到美军的称赞。

  由深圳市史志办历时5年之久，走访1.2万余位1937年之前出生的深圳老人，走访设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以及惠州、惠阳、东莞、韶关等各地档案馆，查阅无数档案资料，编纂了《广东省深圳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南头的黄发证实，“在现在深圳大学荔枝园内有40人被日军杀死。”事实上，深大校园内的文山湖，当时就是日军的刑场，在此被杀的抗日志士和无辜平民至少在500人以上。

  日军占领期间，深圳地区（包括当时不属于宝安县的龙岗、坪山、坑梓）可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物价来计为300万元法币；平民伤亡2.5万余人。当时深圳（包括龙岗、坪山等地）地区的人口，不过20多万。

  1945年9月，抗战胜利，新一军携滇缅战场余勇，在深圳东门接受8000余日军官兵投降。

  深港边境受降权，是中英接管香港之争的分支。1945 年 9 月中旬，从印缅战场回国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开至广九线旅团司令部防地。

  10 月 3 日，驻南头和深圳镇的日军在深圳公所举行投降仪式，新一军第30师第89团2营营长侯超文少校主持受降，日军主官为独立混成第 31 联队联队长德本光信陆军大佐。德本光信向侯超文交出祖传宝剑。

  1945 年 4 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决定调集金门岛驻军到广州、香港地区，于是，德本光信联队奉命调防香港。

  同年7月，该联队主力及伪军等 3000 多人，在驻守金门、厦门的日本海军配合下，分两路于福建沿海的海澄、漳浦、云霄、诏安等地登陆，大肆烧杀抢掠，犯下累累罪行。这支部队的目的地是到香港换防，但当他们抵达深圳圩时，日本已经投降。

  （右四）与德本光信（右三）在深圳当时在香港的日军约两万人。日军在香港签署投降书的当日，国民政府交给夏悫少将一份备忘录，声明在中国看来，“今日受降之事，并不包括九龙日军”。这里所谓九龙日军，指的是驻防在深港边境的德本光信第31混成联队主力及香港防卫队的两个步兵大队。英国方面对备忘录没有提出异议。

  当时，侯超文并不知道德本光信联队1945 年 7 月间在闽南至广东汕头路上大肆烧杀劫掠的事实。德本光信联队的罪行很快被国民政府追究。

  1947年 4 月 30 日，日本乙级战犯德本光信在广州被执行枪决，至今被供奉在日本爱媛县护国神社。

  日本投降后，爱媛籍 21 名乙级、丙级战犯被盟军判处死刑，该神社于 1969 年竖立“殉国二十二烈士之碑”。

  此次在深圳投降的日军8000多人，分别为驻守龙岗墟附近的第129师团第91旅团，驻守罗湖、平湖和南头城的第9师团独立混成第31联队，以及香港防卫队、野战电信第3中队等部。绝大部分日军战俘于1946年上半年在虎门被遣返回国。

  年8月，香港市民阅读刊登日本 投降消息的报纸号外。遵照港九独立大队指示，元朗中队配合重新接管香港的英军维持当地治安，于1945 年10 月成立英军出枪、保持独立自主的元朗自卫队。这支部队以14名游击队员为骨干，加上10名当地民兵，何发担任队长，从始至终坚持到东纵主力北撤，于1946年9月解散。

  元朗中队根据朱总司令和东江纵队的命令和安排，立即部署、动员元朗战士高度警惕，迫令敌人向我队投降，歼灭拒不投降之敌。此时，元朗中队从大榄涌村山上搬回到十八乡山脚下杨伯家，做好一切受降工作及维护市区秩序的准备。当时驻洪水桥日军的受降工作主要由我负责。

  我通过元朗爱国商人黄福州，试探驻洪水桥的日军警备队，约日军警备队长在元朗同益店谈判投降事宜。日军警备队长坚持要向军队投降缴械，然后由政府送投降人员回国，要求我元朗中队不要干涉他们行动，明显是不把我队放在眼里，说我队无权代表政府接受日军投降。

  我通过翻译向日军头目庄严宣布：元朗中队坚决执行港九大队命令，坚决执行朱总司令和东江纵队司令部的命令，接受当地所有日伪军的投降，保证日军投降人员安全回国。当地日伪军如不向我队投降，我元朗中队将立即奉命全歼拒不投降之敌。谈判三个多小时，双方各持己见，毫无结果，只得约定第二天再谈。

  我再次向日军讲明政策和条件，指出：香港沦陷后，三年零八个月，军队没有一兵一卒在香港抗日，靠港九大队坚持才得以完成在港抗战任务，港九大队才是香港唯一合法有权接受日军投降的部队。

  同时，我方积极解除日军思想顾虑，让他们别担心人身安全，日军投降后，保证人员安全回国，若故意拖延时间投降，后果自负。经过三个多小时反复思想较量后，日军头目不得不接受我方意见。

  第三天，日军警备队一名军官及 3 名士兵向我队投降，交出三八式步枪 200 多支、机枪数挺、小钢炮 3 门、军车 5 辆。

  元朗中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搜捕密探汉奸，公审处决了汉奸密探王棠和假冒游击队员的吴锦录、赵人杰两名土匪；抓获危害一方的扒手团伙，在区役所集中关押，教育之后分批释放。

  元朗朗中队敌工干事何发，右为元朗中队战士叶来。在澳门淇澳岛海域横行霸道、抢劫商船及渔民的海匪——黄公杰伪军总队，于英军接管香港后，假意投诚港九独立大队，企图打着军队的旗号继续为非作歹。在谈判中，黄公杰不愿意放下武器，不接受整编，只索求番号，继续做土匪“总队长”的美梦，当即遭到元朗中队拒绝。经过激烈谈判和斗争，黄公杰总队 100 多人接受港九独立大队整编，交出 200 多支长短枪、十几挺机枪、两门迫击炮，以及 4 艘“电扒”和大批弹药、物资。

  沙头角中队奉命接受上水、粉岭、大埔、大埔窖日军投降。武装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编成若干小组，分头奔赴上水、粉岭、大埔、大埔窖等地日寇宪兵、警备部队驻地。港九独立大队史料对于沙头角中队接受日军投降的记载如下：

  我队六位每人配带手枪和两枚手榴弹，作好战斗准备，首次深入粉岭日寇警备队。刚到敌人的碉堡、岗哨前，就遭日军阻止、包围，情况非常紧张。我镇静地对这些鬼子兵声明：我们是港九大队代表，前来找你们的上司有要事商谈。

  经过陈敏学的翻译后，一名鬼子兵出来带我们进去见其上司。这位过去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寇军官已低下头，细声细气请我们在其办公室藤椅坐下，还叫敌兵向我们递茶、递香烟和请吃绿豆沙。

  我们向其说明来意之后，这位军官就向我们提出三个要求：一、大家都不要动武；二、向谁投降问题都不大，但需要请示上司；三、给他几天时间考虑。

  我们同意给他三至四天时间考虑，届时再来找他。我随即离开粉岭到上水等地去。

  大埔方面是由叶东明（现名陈东明）带着翻译梁胜去大埔警备司令部劝降的，日敌同样表示未接上级命令，不能向我队投降。

  日军表面上说“要请示上司”，其实就是拒绝向我军投降放下武器。于是，我军采取对敌人小部队（班、排）和个人进行策反瓦解，争取他们携带武器过来或把物资移交我军。结果，看守粉岭龙骨头仓库的日军把该仓库交给我们接收了，内有军服、布匹、蚊帐、毛毡、皮鞋、胶鞋、药品、粮食、饼干等一大批。我们用两辆货运汽车，经一个星期，夜以继日把该物资抢运回沙头角。由于我部队即将撤出新界，我们将余下的物资交给当地人民群众抢运回家。

  大埔宪兵队长和六七名士兵，也带着武器来找叶东明表示愿意投降。后来，邓华把他们送回东纵司令部。英军进驻大埔、粉岭、上水后，我队奉命停止接降工作。

  日本投降后的 1945 年 8 月下旬，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黄冠芳、政委黄云鹏召开西贡中队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张兴、梁超、张婉华、邓振南等。黄冠芳传达了朱德的命令，并商讨如何敦促西贡日军投降问题。经过大家讨论，决定由邓振南为代表，前往西贡圩与日军谈判。

  当晚九时左右，梁超、邓振南两人从黄宜洲出发，乘搭一条小船前往沙角尾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离西贡圩日军驻地约两公里的沙下村。小船靠近沙下村时，四周一片宁静。他们上岸后，穿过一片禾田，向沙角尾村走去。

  沙角尾村就在西贡圩的旁边，日军营房里的灯光清晰可见。他们找到沙角尾村员刘锦文，听取他详细的介绍西贡圩日军的情况。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先找与游击队有联系的何通译，通过他递交朱总司令的命令，并提出游击队与日方会谈的时间、地点等问题。西贡日军接到游击队的通知后，表示愿意按照游击队规定的时间、地点举行谈判。

  第二天下午三时，在西贡圩中央茶楼二楼大厅里开始谈判。邓振南首先开口讲述朱总司令的命令，然后宣传我军的政策和敦促当地日军向游击队投降。面前的日本军曹已为丧家之犬，听了邓振南的讲话，频频点头，但却狡猾地以没有接到九龙总部命令为借口，对问题不作正面的回答。我方最后声明，如果第三天上午八时前不投降，就只能用武力解决。谈判没取得结果。

  大队部接到谈判的报告，作好两手准备，一手依然争取日军投降，一手准备武力解放西贡。敌人在谈判后拒不答复，西贡中队在港九大队的指挥下，动员全部兵力，在第三天早上天亮前包围西贡圩，附近乡村的民兵、青年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在圩边山上待命。

  中队指导员梁超和谈判代表邓振南，都在重机枪阵地等待日军的答复。此时，天刚刚亮，太阳还没有出来，日军在驻地操场上进行晨操。八点钟已过，游击队爆破组首先将大涌口的桥炸掉，以防九龙敌人增援。

  中队长张兴一声令下，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架设在杨洲小岛上的平射炮的炮弹，飞向敌人阵地，把日军打得鸡飞狗走、乱作一团。

  在密集的枪炮掩护下，爆破组带着炸药包，开始向敌人的营房运动。在接近日军营房准备爆破的时候，手枪队员李火胜被敌人击中头部，几位游击队员迅速把他抬下阵地，不幸抢救无效，英勇牺牲。

  由于爆破组无法接近敌人，在当时缺乏攻坚武器的条件下，游击队只好停火。这次战斗虽然没有消灭日军，但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他们当天就狼狈地向九龙总部逃去。在撤退中，敌人怕游击队半路截击，在西贡圩拉了一批民夫，夹杂在民夫中间匆匆撤走。

  日军全部撤走后，西贡中队接管西贡圩，立即组织起青年会、妇女会、商会等团体，维护社会治安，当地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人心安定。

  1945 年 8 月 25 日，陈亮明和大屿山中队中队长陈满、指导员王江涛，率领主力部队乘 4 艘帆船进驻长洲岛，当地居民放爆竹欢迎游击队。当天下午，游击队在广场上召开了村民大会。岛上人没想到，他们熟悉的同乡梁惠竟然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当时，长洲岛的日军已经撤离。大屿山中队接受了全体伪警察的投降，收缴了他们的 20 多支步枪和一批弾药，并解散了这个伪警察部队。在长洲，游击队了汉奸和高级特务各一人，抓获一些土匪。

  日本投降后，除了大澳被军队占据，大屿山中队很快解放了大屿山全岛和附近的长洲、坪洲、大小丫洲、内伶仃等岛屿，进驻东涌、梅窝、长洲等城镇。

  我父亲又回到了他出生和战斗过的长洲，这时，他已经担任大屿山地区党工委负责人，奉命筹建港九第二大队，并担任教导员。不久，英军派一艘舰艇到长洲，与游击队谈判。英军舰长称赞游击队对长洲的管理，并请求游击队继续协助维持治安。

  大屿山中队共接受 28 名日伪军警投降（其中，日官兵 3 名、伪军警 25 名），俘虏日伪军宪查 29 名（其中，日本宪兵一名、宪查 28 名），击毙日本兵 14 名。缴获长短枪 59 支、手榴弹几大箩、弹药一批、军用物资一大批、橡皮艇一艘。

  日本宣告投降后，市区中队奉命接受日军投降，并收缴日军的物资和武器弹药。市区中队得知在九龙漆咸道一个日军哨所，有一批正准备转移。黄灯明、何家日等游击队员在凌晨的夜色中，悄悄把 50 多支枪和一批弹药送到中队部。他们又在红磡船坞仓库，收集大批军用汽车零部件和通信器材。游击队员谭志刚在图南造船厂拆下一挺重机枪。游击队员还在别的地方收缴一批军用物资，并接受一些日军下级军官和台湾籍日军翻译携枪投降。

  1938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在今天的南山、福田最繁华区域先后修建了三座军用机场，成为他们控制华南、进攻香港的战略据点。

  用血泪筑成，其中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家。1938年10月11日的夜晚，大亚湾海面异常平静。凌晨时分，

  ，紧接着一连串小照明弹相继升空。在烟幕弹的掩护下，45000名侵华日军分三路登陆，拉开了广东沦陷的序幕。一个月后，11月22日，日军在大鹏湾再次登陆，迅速占领罗湖、南头与龙岗——这是深圳

  于日寇之手。1939年8月，日军第二次出兵侵占深圳；两个月后因调兵进攻粤北，再次撤出。直到1940年6月，日军第18师团在赤湾登陆，当天占领南头、罗湖，深圳遭遇第三次沦陷，这次占领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02

  日军占领深圳后，拆毁了南头古城东、南、西三座城门，利用残存的墙基构筑了2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更为关键的是，日军开始在深圳地区规划建设军用机场网络，作为控制华南地区的空中力量支点。

  ——三座机场中顶级规模的一座，占地约4000亩，位于今天的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一带，即桂庙至后海村区域。这里如今是深圳最繁华的商圈之一，海岸城、深圳湾万象城等高端商业综合体林立，人才公园绿意盎然。当年这里却是日军的战略要地，可停放30余架飞机，成为日军空中威胁周边地区的核心基地。

  修建这座机场时，日军强占了桂庙、粤海门、南光、后海等村的100多间民房，用于驻军和民工驻地。当时的

  。监工们根本不把劳工当人看待。日军修缮后海机场时，强逼附近各村抽调劳力。沙河街道曾采访当时参加革命的曾家兄弟，记录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曾家有四兄弟，必抽一人参加修机场。“曾容是地下党不便去，曾双参加游击队走了，曾新贵年纪尚小，能去的只有曾通。机场修完后，曾通又被拉去笔架山(位于今福田区)修炮台、碉堡。每天早上五六点，曾通自带干粮去上工，报酬是半斤发了霉的大米。接连两次在刺刀和皮鞭下的屈辱经历，让曾通目睹了鬼子的罪恶行径，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这成为曾通后来参加东纵抗日游击队的原因。

  西乡机场位于今天宝安西乡一带，这座机场修建比较晚，消失较早。根据周伟初文章，后海附近一位见证过机场运行的老村长认为，修建西乡机场还在于后海机场靠海太近，容易掉飞机，不安全。而周先生认为，日军可能就是把西乡机场当成备用机场来建设的，以备后海机场被摧毁时可以使用。

  则坐落在今天福田中心区位置。田面村如今是深圳中心公园西侧的一个现代化社区，与上海宾馆、深圳中心书城等标志性建筑咫尺之遥。80年前，这里却是日军战机起降的军事基地。

  修建这三座机场的代价，是数千名深圳劳工的生命与血泪。据“深圳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日军除了修建机场，在搬运军用物资、修桥、筑路、建碉堡、挖战壕等方面，都

  。在后海机场建设中，日军从外地抓来300多名劳工，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抬50大筐土石。劳工们食不果腹却要承担超负荷劳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枪托和皮鞭的毒打。不断有人累死、病死。

  当年只有13岁的福田区黄记才老人回忆，他在下梅林做长工时被日军抓去当小工。一天因干活太累停下喘口气，就被日本兵用棍子打伤腰骨，导致终身残疾。“只要刮风下雨伤处就疼痛难忍”。

  沙嘴村的欧炳权老人清楚地记得日军连续几年的强征：1943年修建笔架山和梧桐山碉堡，1944年修筑南头、后海、西乡灶厦机场，1945年修建赤湾炮台。每一次强征，沙嘴村都要提供

  ，轮流上工。1940年3月，南山村6名村民被日军抓去冲绳服苦役，从此一去不返。华富街道大量村民被强征到笔架山修炮台，水围村200多名16至50岁的男丁被迫修筑炮台、炮楼、公路和飞机场。

  2002年，深圳考古部门在南头古城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发掘。在古城南门外的考古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了日军占据宝安时期的碉堡、军刀等军用设施和用具，以及牙刷、药瓶等生活用品。出土的军用牙刷上印有“军用大降工业组合”等模压阴文日语楷体字样，酒瓶和药瓶上也印有日文。这些实物证据成为日军侵占深圳的见证。

  ，历时约半年，走访了1.2万名1937年以前出生的本地老人，形成4200多份口述笔录。每位老人都在自己的口述笔录上摁上了鲜红的指模，以示对讲述内容负责。深圳对抗战记忆的系统性保存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完成。

  宝安西乡曾经有个日本军用飞机场。这个机场是抗日战争后期——大约一九四四年初，日军在西乡灶下村的西北方向、流塘村米机仔荔枝园旁边的地方修建的简易野战军用机场。飞机窦(窝）和飞机跑道基本成型，只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机场停工遗弃了。西乡六十岁以上的人大多了解这一个日军机场。

  这个给日本空军零式战斗机使用的简易野战机场被遗弃后，留下一个目测长约200米、宽约100米、高约4米的大土坪。绕着这个椭圆形的大土坪，由东南向西北用黄泥土垒成马蹄形露天的飞机窦(窝)16个，其中东南边7个，西北边9个。中间偏南有一个人工挖的长约40米、宽约20米、深约2.5米的蓄水池。一条目测约3000米长、宽约70米的沙土质飞机跑道，紧挨着广州至深圳的沙土公路平行延伸，一直到灶下村前面。这片地方，河东村人叫新川山，麻布村人喊山仔，西乡多数人直接叫飞机场。

  1949年10月，宝安县解放。解放后，宝安县人民分田分地、搞土地改革、办合作化人民公社。1960年西乡人民公社成立。日军遗弃机场归西乡公社管辖。

  西乡公社成立不久，把飞机跑道的土地划分给河东、麻布、径贝、岗作窦、翻身、灶下六条村使用。距离跑道最近的翻身村过了公路就是跑道。灶下村前是跑道的尾部。

  属翻身村那一段跑道的土地，有部分耕种，有部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先后建了一间大屋作大队部及会堂，一间瓦顶平房用作翻身附设初中班的教室，还有做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停放处及农机维修站。成为飞机跑道唯一有建筑物的地方。

  河东、麻布、径贝、岗作窦四条村将跑道的土地分给村民作自留地。麻布村分给我家两块自留地，一块在跑道的中段，另一块分在跑道的东边山仔飞机窦(窝)蓄水池前面的地方。两块地合计约20平方米(0.03亩)。村民对自留地倍加珍惜，精心耕作。

  跑道粉沙多、土质少、瘦瘠(贫瘠)，就用草灰、猪屎、猪尿搅拌泥土堆沤成肥料，挑去自留地掺入沙土中改良土壤。经过几年精耕细作，飞机跑道上的自留地变成了良田。